要处理好我国的收入分配关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而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仅占总住房面积的6%，廉租房的覆盖人口不及5%，历年完成的保障性住房不及各地政府承诺的一半，如 2009年承诺60多万亩保障性住房用地，而实际上只有30万亩。在这场垄断供应者与数百万个集体土地供应者、开发商与城市购房者的利益博弈中，难道后者永远要成为输家？其次，应当改革政绩制度、财税体制。
发达国家的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是不动产保有税，如美国地产税，旧 金山每年收房价的1.9%。应当按照宪政国家的做法，禁止在法定的税收之 外，添加任何费用。税收则只有议会可以决定，任何政府部门无权确定税种和税率。美国住宅法规定，低收入者只需要支付25%的租金，余下的部分由政府付。房地产业也成为官员洗钱的主要渠道，贪腐的黑钱大多进入了房地产。
房地产实行的是长流程管理，从立项、规划到验收、销售许可共有100多个环节，全部掌握在官员手中，每个环节至少要花10 几万元。应大幅减少房地产税费，如果税费占房价的比例从50~60%下降一半，房价也将下跌30%左右。除了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管理不善，转移支付存在漏洞之外，王小鲁还指出了最近十年来迅速拉大的几个环节： 一是未纳入财政管理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万亿元规模，各级政府与卖地收入及房地产业利害相关的利益格局。
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丧失自下而上的流动渠道。新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并走向刚化 通过权利的正本清源，让劳动者增加自主组织性，从而增加集体谈判能力，实现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之间合理的初次分配，通过财政公开透明给人民赋予监督权，让人民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加强对政府预算的监管。正是因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被搁置被压制，企业才可以尽量压低工资开支，有足够的空间去求租。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调查数据计算，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61) 贫富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式的贫富差距。
但这些如果都有一个合法的理由，这些收入应该是可以通过统计记录在案的。但现在面临着收入流失的黑洞，既不是资本回报，也不是劳动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剩下的就只有对权力的回报了。
当然，稳定偏好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而言，从来就具有不证自明的意义。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它其实是一种体制的抢劫，对权利剥夺的结果。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变成可能 一方面，权力在市场的扩张，导致了收入的跑漏，另一方面，初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
笔者此前也曾调查过一个水果专业村的销售过程，很有意思。这样的案例，在有农会的韩国、日本、台湾，普遍存在。权力侵蚀市场导致收入流失黑洞 与得到贫富差距的精确数据一样，我们同样必须找到贫富差距的精确根源。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漏失巨大。
我们不妨从收入的黑洞继续追溯。与情绪化表达不同，真正让中国民众精确地看到收入差距的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政府的合谋变成可能。你几乎赚不到钱，虽然你的水果质量很好，可以卖进大城市的超市。
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最低0.7%，最高2.3%。王小鲁的灰色收入研究提供了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数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告诉南都记者，从收入法核算的G D P来看，2000年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为51.4%，基本还属于控股，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39.7%。二是房地产业暴利，对房地产投机缺乏有效制约，预期2009年该产业利润达上万亿元。这一下降趋势已经持续22年。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基本等同于行贿)。
劳动者不体面，体面者不劳动，挣钱不费力，费力不挣钱，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多，活得比马累，诸如此类的说法，被舆论认为是普通劳动者们的现实写照。因为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是制度不健全，是权力扩张的结果，所以结合到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就只能把改革的希望放在初次分配上，而不是再次分配上，制度不公下的二次分配会出现逆向调节现象。
不管是通过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各个层面的状况，都可以证明工会是值钱的，农民的自治组织是值钱的，监督权是值钱的，选举权更是值钱的。(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提供的数据，2007年的《社会蓝皮书》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按照严谨的社会调查抽样方法得出的调查结果是：2 0 0 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96。
据此推算，全国居民收入的遗漏大概有4.8万亿，约占总收入比的26%，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但是，人们好像永远在承受默认这样低素质的逻辑。
他有一套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方法，他把贫困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贫困其实是一个健康人被种种法规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脚的结果。这些收入为什么统计不到？王小鲁告诉南都记者，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些收入本身就多数是不合法的灰色收入，因为统计局的入户调查完全依赖个人提供信息。但僵化的稳定，只能一次次错失解决问题的时机。另外，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因为自由迁徙权、社会保障的不均等，二元的结构实质上变得更加深化。
另外根据居民的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分布等数据验证，证明最高收入者的推算是基本可信的，甚至可能偏于保守。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
因此，在这里仍有必要重提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一名来自山东菏泽的年轻人，发动了工人，组织了工会与老板集体谈判，结果将平均工资增加了37%。
这些收入为什么统计不到？王小鲁告诉南都记者，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些收入本身就多数是不合法的灰色收入，因为统计局的入户调查完全依赖个人提供信息。这些跑漏的收入，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权力以及有权力背景的垄断企业侵蚀市场的结果。
我们在各个环节都可以发现收入黑洞。每一项权利，对接的都是现实的收入和利益。四是垄断行业人均收入是其他行业5-10倍。但是，人们好像永远在承受默认这样低素质的逻辑。
这样的案例，在有农会的韩国、日本、台湾，普遍存在。那么选举权、监督权跟劳动者收入有关联吗？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台湾在开始县乡选举之后，建筑工人成为台湾行业平均工资最高者，而按照现在的数据，建筑与纺织，是北京平均工资最低的两个，不足两万，而最高的证券业超百万。
劳动者不体面，体面者不劳动，挣钱不费力，费力不挣钱，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多，活得比马累，诸如此类的说法，被舆论认为是普通劳动者们的现实写照。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漏失巨大。
王小鲁认为，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体制下，收入差距再扩大，无非是资本回报拿得多，劳动回报拿得少。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调查数据计算，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61) 贫富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式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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